邱禮濤的《我們不是什麼》，英文片名 _We’re Nothing at All_，這個「Nothing」是電影最沉重的命題——當一個社會視你為「什麼都不是」的存在時，一場由所有人共同導演的悲劇，便悄然醞釀。 電影以 1998 年武漢長江大橋的公交車爆炸案為靈感，但邱禮濤的野心從不在於重現奇案。他將鏡頭轉向香港，虛構了暉仔與 Ike 這對在絕望中相互依偎的邊緣戀人，以一場「攬炒」式的自爆，向冷漠的社會發出最慘烈的控訴。而貫穿全片那句「雪崩時，沒有一片雪花是無辜的」，便是解讀這部電影的唯一鑰匙。 解剖「平庸之惡」：所有人都是共犯 漢娜·鄂蘭提出的「平庸之惡」，在邱禮濤鏡頭下被賦予了血肉。電影中沒有典型的大反派，殺死兩位主角的兇手，是一張由無數普通人織成的冷漠之網。 欠薪工頭的狡詐、刻薄老闆的剝削、路人的視而不見、同僚的譏諷排擠，乃至制度性歧視的每一個環節，都是壓在主角身上的雪花。說出「死基佬」的人覺得只是開玩笑，處理求助的官僚覺得只是按程序辦事，避開眼神的路人覺得只是不想惹麻煩——正是這些「不思考」的日常，匯聚成一場足以粉碎兩條生命的雪崩。電影的控訴對象，是戲院裡每一個曾在不經意間成為共犯的觀眾。 失衡的雙主角：互為鏡像的絕望與天真 電影中，暉仔的角色弧光遠比 Ike 來得立體豐滿。暉仔承載了社會最底層最赤裸的暴力，是絕望的具象化身；而 Ike 的背景相對留白，家人如何面對他的死亡，電影刻意不著墨。 這份「失衡」或許正是結構上的有意為之：Ike 代表一種更純粹、更天真的毀滅。他對愛情和藝術懷抱嚮往，卻在日復一日的日常侵蝕中被磨滅，更接近一種「平庸之惡」下的犧牲品。相較之下，暉仔的苦難層層堆疊，戲劇性強烈，兩者互為映照，共同勾勒出邊緣人無路可逃的完整圖景。 龍Sir與Andrew：倖存者的創傷與救贖 龍 Sir與 Andrew 的關係，是理解主線悲劇的關鍵對照組。他們同樣是性向邊緣人，同樣承受社會壓力瀕臨崩潰，但龍 Sir 因妻子的接納獲救，Andrew 卻始終沉淪。龍 Sir 之所以能如此投入調查此案，正因為他在暉仔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——調查過程是一場自我救贖與治療，也是對「另一個可能的自己」的深刻哀悼。這組邊緣人的鏡像深化了悲劇層次，也暗示在同一場雪崩下，並非所有人都有相同的幸運。 現實參照與創作限度 電影所描繪的極端壓迫，與今日香港男同性戀者的現實處境存在落差。立法...
高先電影院 仰望星空的權利——《再見UFO》與香港人的「內在小孩」 我們都曾是見過UFO的孩子，只是在長大的路上，漸漸忘記了抬頭。 塵封七年，《再見UFO》終於在2026年的春天正式公映，筆者特意到堅尼地城的高先電影院觀看。這部2018年已完成拍攝、2019年在香港亞洲電影節驚艷亮相的作品，經歷了社會動盪、疫情封鎖、電影工業的低迷與復甦，如今以第三十二屆香港電影評論學會大獎「最佳電影」的姿態，帶著十項香港電影金像獎提名，走進了戲院 。七年過去，戲裡戲外，都成了一場關於「再見」的漫長等待。 華富邨夜空下的三顆種子 電影以1985年轟動一時的華富邨UFO都市傳說為起點 。三個在屋邨長大的孩子——何家謙、陳子健和林可兒，在那個神秘的夜晚，共同目睹了天際那道光。 那一刻，他們相信世界不只眼前所見，相信人生不必困於既定框架，相信有某種更美好的存在，正等待著他們去追尋 。 這是個很美麗的隱喻。UFO從不是UFO本身，而是一份「相信」——相信生命有無限可能，相信想像力的價值，相信在功利計算之外，還有一種叫作「希望」的東西，值得我們仰望 。 然而，《再見UFO》的殘酷在於，它沒有停留在童話裡。隨著三個孩子長大，那道光逐漸被現實的陰霾掩蓋。 三種人生，三種迷失 編劇錢小蕙和江皓昕以三位主角的成長軌跡，勾勒出香港一代人的眾生相 。何家謙（黃又南飾）自幼罹患血癌，對「生命意義」感到迷失，他像一個旁觀者，見證著身邊人的起落 。陳子健（徐天佑飾）因父母離世而拼命賺錢、炒股、向上流動，卻在追逐金錢的過程中失去了自己 。林可兒（蔡卓妍飾）循規蹈矩，成為主流社會認可的會計師，卻在答應嫁給一個市儈庸俗的金融人後，發現自己從未真正為自己活過 。 三種典型，三種困境。何家謙代表的是「看不見未來」的港人，陳子健是「獅子山下」奮鬥者的寫照，林可兒則是盲從主流價值的縮影 。他們都被社會的單一成功定義所困，在追逐「三師」、樓市、移民的路上，與真實的自我漸行漸遠 。 電影中有一幕尤其動人：何家謙的爺爺（盧海鵬飾）離世後，他在靈堂上哭著問：「阿爺你仲會唔會繼續錫住我？」 這既是對祖父的追問，也是對失去安全感的無助求助。1997年回歸前夕，他所依賴的舊秩序瞬間崩塌——時代的巨輪碾過，沒有人能倖免。 那道光，從未熄滅 但《再見UFO》不是一部絕望的電影。恰恰相反，它最動人之處，在於給予我們一個「重來的機會」 。 電影結...